刚刚过去的劳动节，敬一丹终于可以放心休息了——4月30日晚，她用一个深躬为自己最后一期《焦点访谈》画上句号。
21年前，《焦点访谈》开播，一年后敬一丹加盟，20年来从未离开过主播台。
20年来，中国观众早已习惯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后，继续守在电视机前，等候熟悉的音乐响起和那句“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这档节目寄托了十几亿人对文明和公正的向往，也让敬一丹成为中国政治阴晴表的鲜明刻度以及中国舆论监督史的象征。
直至今日，无数地方官员依然害怕辖区的名字被敬一丹在晚上7点40分时字正腔圆地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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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你》敬一丹新书读者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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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六十 重新启航
“难道60岁的人不能有憧憬吗？”
4月25日，中国传媒大学，敬一丹正在同师弟师妹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一名学生问了个稍显稚嫩的问题：“您对未来有什么憧憬？什么梦想？什么心愿呢？”
这个问题引发台下一片哄笑——几天后，敬一丹就要退休了。
“这问题太好了，难道这样的问题只能问20岁的人吗？” 敬一丹淡定地回答，“6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60岁依然可以选择。”
这就是她的人生态度：年方六十，人生刚刚启航。
台上的敬一丹比银幕上稍显清瘦，藏青色的长衬衫，利落的短发，不论坐着站着，她的手势随着演讲的进行顺势摆动——这是女主播的标志动作。
荧幕前的敬一丹总是很严肃，以至于还不了解她的同事以为她不会笑。其实不然，在演讲台上，她是一名合格的段子手。
过去几年，她总在各种场合讲起同一个故事。
20年前，“粉丝”们对敬一丹说：“我看了你昨天的电视节目了，你们的节目已经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了。”彼时，是焦点访谈的巅峰时期。
慢慢地，“粉丝”的招呼变成了：“敬老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你的节目。”
许多年后，情况又变了。当敬一丹走进学校，热情的学生喊：“敬老师，我妈妈很喜欢你的节目！”听着学生这么说，敬一丹总会“逼问”一句：“那你呢？”“呃……我也挺喜欢你的！”
故事讲到这里，台下一片笑声。
“最近一两年情况又变了，同学们！走到大学里，男生女生们见到我可开心了，拉着我照相，照完后看着相片说，回去拿给我奶奶看看。”全场爆笑。
“当学生问了你不会的问题，你怎么做？”“趁我们还没熟悉，赶紧溜。”“你们别看我坐在这里感觉很有气场，其实我心里虚得很。”应对学生的问题，她也报以幽默的回答。
敬一丹很会自嘲。“平日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其他场合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人家竟然诧异：‘你还会笑啊？’”
幽默是敬一丹沟通的“利器”。她把自己定义为交流者，能否与各个年龄层沟通，是她检验自己的标准。
事实证明，她是个优秀的沟通者。敬一丹式幽默很受学生欢迎，一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台下听众们笑声不断。
沟通和提问是她行走江湖数十年的武器。她的提问史，便是中国舆论监督的历史。
有所不为 有所不畏
1994年，敬一丹还在主持《一丹话题》时，接到央视评论部时任主任孙玉胜的电话，语言非常平实：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你考虑一下。
当时，在中国的传媒生态中还没有大批量的评论类产品。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新一轮启动，十多年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从政府到百姓都需要解气、解惑。
《焦点访谈》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果说《一丹话题》为敬一丹开启了注视社会的窗户，那么《焦点访谈》则为她打开了这扇大门。“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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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话题》开播满一年后，敬一丹果断转投《焦点访谈》。这时，她已40岁。
《焦点访谈》的影响力迅速攀升。90年代中后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收视率曾达到35％。有人统计，从节目开播的1994年到2000年，对权力的监督比例一直在30%左右，1998年更是达到了37.8%。
开播四年后的1998年，《焦点访谈》到达了巅峰。是年，朱镕基总理在视察节目组时，敬一丹主动邀请他题字。此前从未题字的朱总理竟然破例，挥毫写下：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总理甚至笑着说：“大家要习惯这种批评。你们哪一天找出我的毛病，来采访我，我一定接受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做了很多决定，国务院的重大决定都是从我这里出去的，难免会有一些毛病，找一找，指出来，改正它。”
彼时的央视评论部充斥着关照社会、改变现状的热血，直到2002年。这一年，或许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至少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央视评论部内部晚会《东方红时空》成为多年年会的一个高潮，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场年会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在那场以《东方红》为母本串联起来的大型晚会上，央视评论部几乎全员参与，央视作为一个国家级电视台的严肃性在恶搞和讽刺中消弭，那些电视上一本正经的播音员走下神坛成为一个个鲜活嬉闹的人。
荧幕前一本正经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六五式旧军装，用播音员的腔调说着劲爆的台词。广为流传的包括这句话。康平：“历史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敬一丹：“春，那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不久，年会视频在晚上传播开来，并引起广泛影响。有人记住台词，很快成为日常对话的段子，也有人无法忍受严肃的国嘴们开玩笑、爆粗口。
压力反馈到评论部，据知情人回忆，光盘被回收，网上的视频被删除，连每个人手上的照片都得删除。
之后，评论部年会开始循规蹈矩，唱歌比赛，邀请明星，波澜不惊——年会继续，但时代已不再。
2002年另一件大事，是关于《焦点访谈》。
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全年节目的47%。到2002年，该比例下降到17%。“舆论监督内容历史最低、收视率历史最低，观众期望值历史最低。”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敬一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说。
白岩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
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舆论监督的力量在成长，许多电视台都有了类似节目。但深层次原因却是‘说情’，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反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在成长。”敬一丹说。
那段时间，敬一丹经常听人说不爱看《焦点访谈》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都挺难过的。人家不是对一个电视栏目的失望，而是对整个中国舆论监督的怀疑和失望。”
在她看来，新闻人就应该有所不为，有所不畏。
锋芒的“温”
“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央视主持人水均益这样评价敬一丹。
前同事刘楠谈及敬一丹的性格时说：“积极而又不累，乐观而不浮，有滋有味而不闹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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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则认为：“她的心很软，即使是批评性的报道，她也是商量性的口吻，而在采访需要提一些尖锐性问题时，敬大姐总是狠不下心来，这使得敬大姐在我们这个经常流露出‘尖酸刻薄’的团队中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白岩松有个困惑：敬大姐的内心冲突在哪里？
其实，敬一丹的温和要如何适应《焦点访谈》的尖锐，恰是困扰了她多年的内心冲突。
“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在这个栏目里，我原本的弱点突出了。”敬一丹这样概括自己在《焦点访谈》中的困境。
一位摄像同事曾说：“大姐心太软。”栏目领导看了节目，摇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某期节目后，有观众问：“这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报道？”也有人说这节目“有点温”。
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批评。
去监狱采访，敬一丹设想着，对犯人，气氛得冷俊点儿。失足少年带进来了，她开第一句：你这扣子怎么是红线缝的呀？在家谁给你缝？你妈来过吗？
敬一丹称呼他时特意去掉了姓，好像在叫人家小名，说话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摄像事后对敬一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
“是啊，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敬一丹回忆。
孙玉胜评价敬一丹：“你是介于传统和前卫之间的形象。”
“我该反思自己了。”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敬一丹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
2013年，《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需要沉淀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和平衡。”
20年来，敬一丹在节目和性格的冲突中找到了平衡：舆论监督节目带来痛感，也许，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我带来的是隐痛。
早期的《焦点访谈》透露着一股血气方刚的味道，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无可奉告”、遮挡镜头、推搡记者时，记者会暗自兴奋，编进节目中，似乎有一种特别解恨、痛快的效果。“这种判断太简单了。”敬一丹说。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焦点访谈》是渐变的，从1997年前后的锋芒，现在变成了“你懂的”。敬一丹用了这个时尚的词来形容现状。
十多年过去了，敬一丹的心态更加宽容平和。几年前，与丈夫在南极，看见德雷克海峡的海浪溅起的浪花岩石碰撞下瞬间消失，敬一丹才感到自己彻悟了。
“我已经是一个退休职工了。”面对记者，敬一丹无比淡然。无论《焦点访谈》节目引发赞美或争议，对她来说，那四个字都意味着曾经的黄金时代。
“焦点访谈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让舆论监督这个生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习惯用语。现在网友这么自觉地运用舆论监督，难道他们当时没有受到过最初的舆论监督的启蒙吗？”
面对台下的大学生，敬一丹说：“我所供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视栏目，它在特殊时期能推动中国的进步，这是让我引以为自豪的。”
2015年4月27日，敬一丹60岁，她退休了。生日这天，敬一丹在微信朋友圈里留言：“享受着工作，进入告别倒计时。”4月30日的《焦点访谈》是她的谢幕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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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讲座上，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敬一丹语气上扬了些。她要给自己一个间隔年，仔细思考未来的打算，她会回到传媒大学教书，会继续为新闻发言人做培训，会和女儿一同投入公益事业，会把沟通的场所从荧幕前挪到生活中……
正如她自己所说：“未来有太多可能，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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