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有权不可任性”、“拦路虎”等30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首次“寻找”到了对应的外语版本。
4月27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发布了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2015年第一期）。据悉，承担本次翻译工作的是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其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自今年1月28日开始，其承担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等文件的翻译任务。
本次公布的30个翻译术语，便从这三份文件中摘取。
对于这个主持翻译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部门而言，这些政治术语的翻译究竟“难”在哪儿？由于术语的专业性，翻译过程中，工作人员又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英文处处长王丽丽、副处长刘亮等幕后翻译团队成员。
“蕴含中国政治意图的术语最难译”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翻译过程中，哪些词语的翻译最有难度？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以下简称“翻译部”）：有两类术语的翻译最有难度：一种是蕴含中华丰富文化底蕴的术语，另一种是富有中国政治语言特色、蕴含中国政治意图的术语。之所以翻译有难度，是因为要理解这些术语，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文化背景。
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翻译。这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2014年12月首次提出，接着得到系统阐述，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外媒体第一时间将其翻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这个译法也被国内媒体普遍使用。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这个译法，而是结合对英文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提出了自己的译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翻译成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北青报：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个翻译？
翻译部：首先，“信”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在政治术语的翻译中更为突出。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造成许多中国的政治术语难以在对方语言中找到匹配的概念或者说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虽然包含着四个内容，但是它们之间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习近平曾反复强调各项决策要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翻译成Four Comprehensives，就难以全面地展示这个概念的整体性以及四项内容的内在统一性。
在选择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这个译文时，我们用Four-pronged （四管齐下的意思）来说明这个战略布局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四个方面的内容要齐头并进，缺一不可，使用Comprehensive 既显示了“四个全面”内容各自的特点，也突出了这个战略布局具有全面性、全局性，最后使用strategy 说明这是一项战略，这也体现了树立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的思想。
选择了这个译文后，我们通过多个搜索引擎进行了检索，发现这个用法在英文世界中使用得也很少，并不会与现有的常用说法混淆，而且也没有负面含义。
“对外翻译出现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国际性事件”
北青报：翻译过程中，有没有令你们印象深刻的细节？
翻译部：文字翻译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政治文献的翻译尤其辛苦。因为译者既要了解源文的内涵和意图，也要照顾到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习惯。
对于政治文献来说，源文一直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之中，有自下而上的建议意见，也有自上而下的要求指示；有写作班子的研究著述，也有集体领导的集体讨论决策。
今年“两会”的翻译，我们到大会开幕前两天才收到最终定稿，定稿与初稿差别非常大，有的部分甚至是重写的。
译者必须根据最终定稿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修改重译，并且确保不出现遗漏、拼写等技术性错误。中国有句古话，“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对外翻译出现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国际性事件。译者必须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临时应变力以及奉献精神。
北青报：如何让词语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
翻译部：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是中央文献翻译的应有之义，但要在跨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和执行，因此不能为了保留特色而简单地采用直译甚至零翻译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通常用三种方式来处理：一种是对一些能在外文语境下理解的词语采取直译的方式。例如，“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中的“拦路虎”我们就采用中英文化对等的“tiger in the road”；另一种是对无法直译的词语采用转译的方式，比如对于“我国自主研制的支线客机飞上蓝天”进行意义上的转译，我们的译文则是a regional jet developed and produced in China has been 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将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貌似矛盾的一种表述融合在一起，凸显中英文化相通的“上青天难”这个意思。
第三种方式是对一些无法转译，但直译后又不容易理解的概念进行解释性翻译。比如“三期叠加”，我们翻译为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make difficult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absorb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我们的翻译流程包含十多道工序”
北青报：中央文献翻译部如何做好“把关”工作？
翻译部：最大的把关是“政治关”，如何准确理解和合理表达中央文献的精神。
中央编译局长期从事重要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熟悉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了解重要政治术语的内涵和历史沿革,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较深入地理解原文含义,照顾历史传承和传达的对象选择翻译方案。
我们在长期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包含十多道工序的翻译流程，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确保了整个翻译工作的内在一致性、译文的准确性。
此外，中央文献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专业性越来越强，这要求译者必须保持学习精神，努力做到视野开阔，更新知识储备。
北青报：有评论认为，“Power is not to be used arbitrarily”的翻译使得“有权不可任性”稍显中规中矩，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翻译部：对这样的评价，我们的回答是：高手在民间。这一问题，它反映了我们社会对于官方话语改造的期待以及整个社会英语水平的提高。
中央文献应该努力将社会生活中鲜活的语言吸收进来，提高话语表述的生动力和吸引力。“任性”这个网络语言进入中央文献就说明了这种有意识的努力。
但是，在中文中一些术语能够起到传播效果，其根源是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如果翻译成其他文字，这种土壤就消失了，译文的传播效应就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了。
因此，无论是文件的起草者还是翻译者，都应该在头脑中始终把握好对外传播与国内传播的边界，构建融通中外的概念、术语，这样才能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打造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体系。
背景
政治术语历来怎么译？
除了中央文献翻译部的权威翻译，在政治术语的传播过程中，领导人对词语概念的理解、国外媒体的报道，都对一个词语译法的最终形成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怎么翻译？
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对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该论断提出时，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
公开报道显示，当时在场的翻译使用了英语中类似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 ）”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的表述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
1961年中译外常设机构成立
系统化的翻译工作自上世纪60年代启动。
1961年，由中央联络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名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同年12月5日由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国第一个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诞生了。鉴于这个机构接下来要承担的任务是翻译《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所以就将它定名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归属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除了《毛选》外，《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样板戏也有对应的翻译版本。
“猫论”怎么为世人所知？
与“纸老虎”一词相比，另外一些政治术语由于有着对应的外语词汇，在译法上没有太大分歧。在这些词汇的传播过程中，国外媒体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
196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在这次会议上，他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公之于众后，“黄猫黑猫”的说法逐渐被“黑猫白猫”代替。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黑猫白猫论”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此后，“It doe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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